暑期创作大赛中的“军统六哥”郑耀先，其历史原型可能是军统局的行动处处长程一鸣，而“四哥”徐百川则可能是原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程一鸣直到1962年才从澳门潜伏回国，并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而徐宗尧则在北平解放时投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成为了政协委员。这些历史背景与《风筝》最后一集的剧情高度契合，剧中徐百川正是那位始终在寻找六弟郑耀先的政协委员。
至于影子韩冰的历史原型，似乎并非单一人物，甚至“影子”这个身份也可能并非固定某一个人，可能是多个角色的集合。有读者曾提出，影子可能代表一个小组，每个成员都可以是伪装的，但每个伪装者也有可能在特定时刻变得真实，而真假之分，则取决于最后谁暴露出来。此外，还有人认为原山城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曾担任山城公安局副政委的袁农，可能是影子之一。由于他在韩冰之前已经去世，所以很多人误以为韩冰才是那个“真正的影子”。
袁农在《风筝》中不仅是山城地下党的领导人，且能够指挥山城游击队，然而在他“被捕”之后，却能从渣滓洞集中营幸存下来，这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毕竟，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所有未被及时营救的地下党成员几乎都牺牲了，那么袁农为何能够毫发无伤地进入山城公安局任职呢？
沈醉的回忆录中提到，确实有一位山城地下党负责人被徐远举抓捕后叛变，他就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在解放前，城市的工委书记一般直接领导地下党工作。沈醉回忆称，在蒋中正将政府迁回南京后，重庆成立了绥靖公署，徐远举被任命为第二处少将处长，负责特务行动。
1948年春，重庆地下党将一份《挺进报》直接寄给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绍良愤怒地召见徐远举，质问其未能破获该报的传播者，徐远举感到极为尴尬，因为他早已收到此报，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最终，在毛人凤的命令下，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和继任站长颜齐举全站之力配合，终于获取了情报。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查找，保密局终于成功渗透到地下党组织，获取了内部情报，徐远举也因此获得了关键的破案线索。在1948年4月，徐远举破获了地下党设立的书店，逮捕了几名地下党成员，任达哉迅速叛变并供出了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进而通过他的供词，抓捕了刘国定等人。徐远举利用这些叛徒的供词，几乎摧毁了整个重庆市委领导下的地下组织，许多地下党员因此被捕或牺牲。
不论袁农的历史原型是否确实与刘国定或冉益智相关，他的叛变在捕获后无疑为人所怀疑。沈醉证实，冉益智叛变后不仅全力卖力，还亲自指挥特务抓捕了江姐江竹筠和其他地下党员，甚至在冉益智的诱导下，涂孝文也迅速叛变，带着特务抓捕了多位共产党员。这些叛徒的行径，最终在解放前被保密局特务处解决，许多地下党员丧命，只有少数人通过关系获得了救援。
沈醉回忆中还提到，军统在重庆的刑讯手段极为残酷，甚至连经过特别训练的特务也无法承受。他曾亲眼目睹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面对特务时的恐惧——陶一珊被捕后，面容惨白，无法言语。沈醉提到，望龙门看守所的审讯场景让人心生恐惧，墙上挂满了各式手铐和刑具，血迹未干的皮鞭与藤条，让人不寒而栗。
尽管许多叛徒变节，却并未得到毛人凤的信任。刘国定在1951年2月经过公审后被执行枪决，而其他的叛徒也陆续落网。袁农在特殊的十年里不仅表现可疑，且与江万朝有着微妙的关系。江万朝曾曝露自己的“影子”身份后自杀，而袁农在医院探视江万朝后迅速接任副政委，令人难以忽视其与“影子”事件的联系。
最终，袁农与江万朝的关系，以及他在事件中的角色，依然充满疑点。影子的身份不仅仅是江万朝和韩冰，袁农是否也涉及其中，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