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花：今天需要新的认知模式
在数字技术作为背景的环境下，我们正处于新旧世界转换的时间点。
我们的认知和对世界的看法可能需要做很多调整，如果还是用以往的观念和认知来看待今天的各种情形，可能就很难理解甚至会感到焦虑。我们有必要去思考和理解新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
2023年，有两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引发了众人的关注和热议，它们分别是《奥本海默》、《拿破仑》和《繁花》。这三部作品都是大时代的缩影，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尊贵还是卑微，人们所要承受的都是基于各自价值观选择的结果。
克里斯托佛·若兰执导的《奥本海默》讲述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研制原子弹的过程。影片中，玻尔对奥本海默说：“你赋予了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这个世界却毫无准备。”
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新兴力量，确实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能力，但我们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如何运用和把握这些能力，如何理解我们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拿破仑》讲述的是拿破仑·波拿巴从普通军官到一代帝王，最终兵败滑铁卢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生经历。他在片尾放出“谨以此片献给LULU”(LULU是斯科特走失的宠物狗的名字)，引起不少争议。
但我个人理解，这恰恰是导演用另一种方式在阐释生命的意义，他想表达的或许是我们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我们需要真正理解什么是“爱”。如果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可能就无法真正理解和关注许多重要的东西。
王家卫执导的《繁花》在2023年年底掀起热潮，引发了很多人的时代共情。那是中国人在观念上遭遇重大冲撞的时刻，人们所遇到的都是新事物，一切都充满了冒险和机遇。
剧中人物鲜活生动，让人一方面产生共情，另一方面也对这个时代充满感恩。每个人都向往自由，却总是被某些东西绊住。这部电视剧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大时代变迁下的个人机遇、选择、奋斗与挑战。
与奥本海默、拿破仑、宝总等人生活的时代相比较，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过去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变得无法理解；一些从前未发生过的事情，现在频繁地发生；技术的进步与科学领域的拓展，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二元论的认知模式和思维习惯来看待所处的世界，就会发现很多看不懂、看不清的事物萦绕在身边，甚至产生集体焦虑。我们需找到一种新的世界观。
探讨新的世界观，就不得不面对“二元论”，二元论是工业社会最基本的认知模式之一，也是冠以“科学思维”训练而成的、普遍的思维习惯。
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勒内·笛卡尔是二元论的典型代表。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告诉大家，当你能够以你自己作为主体，你就可以理解外部的世界。
在笛卡尔看来，这个世界显然是有两个存在的：自然物质实在和自由思想实在。我们就会有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外在自然与内在意识等二元分法。
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提出了著名的“四条规则”：
第一，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能把它当成真的来接受。
第二，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解决。
第三，按次序进行思考，从最简单的、最容易的开始，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第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
这正是笛卡尔提出的方法论，而我们的研究训练基本上也遵循着这样的思路。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认识世界、处理日常工作和生活，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这种方法。因此，人们认为，整个工业社会的哲学基础就是笛卡尔哲学。
德鲁克给笛卡尔很高的评价，他说笛卡尔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贡献。
第一个贡献，他为现代世界提供了有关宇宙本源和秩序的基本公理，可将之简述为“整体即部分之和”。正如他说的，任何一个难题，都可以分成若干部分，然后一个一个去解决；可以按照次序进行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的入手。
第二个贡献，他提供了运用基本公理对知识加以有效组织和探寻的方法，即建立了用以联系各类概念的普遍量化逻辑，并提供了一套通用符号和语言。
在二元论的训练下，我们习惯于把世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再用概念和逻辑进行归纳整理，从而理解和应对复杂的现实。
二元论的认知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两个：
一是“部分决定整体”，即“部分之和是整体”。人们可以通过识别、判断部分来获得对整体的认识。比如流水线、企业分工、产业分工和国际分工，都是将整体任务细分，每个部分做好，整体自然高效运转。
二是“由思知在”，即“我思故我在”。人可以通过思考确知自己的存在。这被笛卡尔视为他所追求的哲学第一原理。他强调人是主体，人的推理是知识的本源。
正是这种认知模式，推动了工业社会的高效率和巨大进步。大型工业企业和组织系统的出现，正是依靠分工与协作实现整体效率的提升。
可以说，几百年前笛卡尔提出的这些观点，是革命性的创新，为现代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指导，也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普遍方式。
因此，正如德鲁克所说，如果回看过去几百年，我们最应该去了解和记住的可能是笛卡尔。对此，我也深以为然。
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有认知模式的改变呢？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已经从工业社会步入了信息社会。
在信息社会，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各种新现象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传统的二元论认知模式，也就是工业社会、笛卡尔哲学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已经难以完全适应当下的复杂现实。因此，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践领域，都不断有人对这种模式进行反思和探索。
我和秦子忠老师之所以提出“共生理念”，探讨“共生”与“整体论”的概念，某种程度上也是源于我们对现在很多现象的观察，我们自己做研究的一些思考，以及我们看到的实践成效。
那么，二元论的认知模式到底存在怎样的局限？
首先，界限变得模糊。
其次，整体不再是部分之和，远大于部分之和。
过去我们通过局部就能大致把握整体，但为什么现在很多东西我们觉得挺困难，或者理解起来很焦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很多事物的整体性超越了我们对部分的认知。
比如，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越来越大，即便是亲子之间，思想和观念也可能完全不同。以前我们通过一个人的某些表现和举动，大致可能推测出他会是什么样子，但现在，你会发现结果往往出乎意料。这说明，仅凭部分已经很难推断整体。
第三，“我”有局限性，不再“以我”为主体的世界观。
以“我”为主体时，局限性越来越大。就像现在我和年轻人或者新生代在一起，我就不太能够以我的经验或者以“我”为主的视角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因为会发现好像作用不大。
这一系列的变化就需要我们很好地去理解，二元论的认知模式可能就得要调整。
我们是在工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用二元论的认知模式去理解世界。我们熟悉的经验、看待问题的方式，甚至解决问题的思路，往往都是基于“部分之和等于整体”的逻辑：通过观察和分析局部，再推断出整体的面貌，我们相信只要把所有部分拼接起来，就能完整地呈现出整个系统。
然而今天，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环境、技术条件以及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曾经熟悉的界限正在被不断打破。
我们需要建立新的世界观和认知模式，即从“部分之和等于整体”转向“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
这一转变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仅仅依靠局部的经验和认知来理解世界，也不能把自己和外部世界简单地划分边界。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单一视角都是有限的，只有打破思维边界，以更开放、更包容、更整体的视角去理解世界，才能真正适应现今社会的复杂性。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理解并接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新世界观，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学会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他人、理解整体，我们才能更好地迈入数字时代，更从容地应对未来的挑战。（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