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豪密”，周恩来亲手编制的密码，从未被破译

文/金志宇

自清朝末年电报技术引入中国以来，许多电报密码曾相继问世。其中，最为人所知且最具神秘感的莫过于“豪密”。

“豪密”是中共早期无线电通讯使用的密码，由伍豪（周恩来）编制，因此得名。它代表了中国密码史上的一次重要技术突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豪密诞生前的背景

我国的首部汉字电码本是由法国人威基杰编写的。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沙俄政府支持下，将电报线路从日本延伸至上海，标志着电报技术正式传入中国。由于电报技术传入的初期，采用的是莫尔斯电码，这种电码仅支持拉丁字母和数字，并不适用于汉字。于是，驻华法国外交官威基杰便选取了最常用的6899个汉字，并采用了四位数字与每个汉字一一对应的方式，依据《康熙字典》的部首顺序编制了第一部中文电码本《电报新书》。其后，郑观应在此基础上编制了《电报新编》，成为之后中国电码（明码）的标准。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政府和军队在使用电报时，因保密需求，常常根据明码编制出只有收发双方能持有的密码。密码的设计一般依据明码，使用四位数字对应汉字，其最大特点是便于编制与使用，广泛流行。然而，这类密码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同一个字在密码中永远以相同的电码出现，导致频繁出现的字容易被分析破译。举例来说，甲午战争时，日本便是通过这种方式破解了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所用的密码，从而掌握了国内与驻日公使馆之间的密电信息，最终造成了中国的严重损失。

进入民国后，电报尤其是无线电报的应用逐渐广泛，但密码技术却未见突破，依然是单表代替密码的时代。从北洋军阀时期开始，各派势力也纷纷成立密码破译机构，如张作霖、阎锡山乃至蒋介石，纷纷力图破解对方的电报。尽管如此，密码编制技术依旧停滞不前。

豪密的诞生

1928年，周恩来在转入地下后，着手筹建中共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当年夏天，他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时，提议让共产国际派遣中共党员前往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获得了支持，最终毛齐华等六人被选中参加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在莫斯科，周恩来看望了正在学习的中国学员，并强调“你们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

学成归国后，周恩来调派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与张沈川负责在上海研制无线电台。第二年冬天，电台在上海与香港成功设立，并于1930年1月实现了中共地下党第一次通过无线电通讯。这次通讯中使用的密码，是由张沈川亲自设计的，虽然仍然沿用了单表代替密码的方法，但也显现出初步的密码设计思路。然而，由于密码的保密性不足，加之电台工作人员经验欠缺，香港电台很快便被港英当局破获。

此时，中共需要一种全新且难以破解的密码系统，周恩来认识到，只有通过一部更加复杂的密码，才能确保党的机密通讯不被敌人窃听。于是，周恩来开始着手编制“豪密”——一部具有革命性技术的密码。

1931年1月，周恩来派遣曾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的伍云甫、曾三等人前往中央苏区，试图建立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联系。由于中央苏区电台功率不足，联络并未成功。然而，在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苏区。在此行前，周恩来将他编制的密码交给了任弼时，并亲自教会邓颖超、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如何使用这一密码。由于周恩来曾以“伍豪”化名，因此这部密码被称为“豪密”。

豪密的应用与保密性

豪密的使用极为成功。任弼时前往苏区时，将豪密夹在随身携带的《圣经》中。当红军在战斗中缴获了敌人一部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后，终于为中央苏区与党中央建立可靠的通讯提供了条件。1931年9月15日晚上，中央苏区的电台成功与上海的党中央电台建立了联系，开始进行无线电通讯。此时，任弼时用豪密编制的电报是“弼时安全到达了”，而周恩来和邓颖超则在上海负责对电报的翻译工作。从这次通报开始，豪密正式投入使用，并逐渐在中共各级领导机关和指挥机关之间得到了广泛应用。

豪密密码被广泛应用于无线电通讯中，因此其特点尤为显著。豪密不仅仅是一部密码，更是一个完整的密码体制。最初的豪密，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法完整找到原件，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后来的应用推测其特点。豪密密码的最大优势是“不重复”，这一点使得它在保密性上具备显著优势。以往的单表代替密码存在同码同字的漏洞，而豪密通过引入随机数字和变换方法，使得同一字的电码在不同电文中发生变化，从而避免了对手的破译。

豪密的历史意义

豪密密码为中共的无线电通讯提供了可靠保障，确保了党的机密信息的安全，也为革命战争期间中共与各地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技术支持。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依旧未能破解豪密，这一密码体制成为了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武器。它的诞生和应用，不仅改变了中共的通信方式，也在保密技术上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