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0日，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一位高中女教师魏亚蕊在新婚当天从7楼跳下，结束了自己28岁的生命。这场悲剧的原因可能与她对父母催婚逼婚的不满有关。她在婚礼前一天曾在朋友圈表示希望取消婚礼，但未能如愿。她的“遗书”中表达了对婚姻的绝望和对家庭压力的无奈。
魏亚蕊在遗书中写道：“我清楚地认识到我自己最大的价值就是结婚。七年，从毕业开始，我对抗了七年，加上大学四年，总共十一年，我失败了。我吵，我闹，我发疯，甚至拿刀砍他，都要相亲，都要结婚。我懦弱，我不行，我下不定决心，所以我听话，我相亲结婚。以死相逼都必须要结婚的父母，指责不孝的亲戚，以及只会气人的对象和只会让你忍的父母真是绝配。所以我结婚了，我完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任务，你看我还得到了钱，以前我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钱，现在只要老实去结婚都有了……我有点害怕，毕竟要死了，窗户下边是一楼的院子，很抱歉，我只能找到这个机会。”
从她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对这场婚姻感到悲愤和绝望。从刚上大学就开始被催婚，到毕业后被父母“以死相逼”来相亲结婚，再到被亲戚指责不孝，而结婚对象显然不是她心仪的人。尽管她对抗了11年，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家庭命运的残酷安排。
这起悲剧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魏亚蕊是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当地重点高中拥有正式编制的女教师。2022年，她以笔试第一、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担任历史教师。她在县城绝对称得上是“成功女性”的样本。然而，这样优秀的女性却在催婚的压力下苦挨了11年，并选择在婚礼当天用自杀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反抗。她本可以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和人生，却在家庭和婚姻的双重压力下萎谢了。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并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允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魏亚蕊父母的行为已然涉嫌违法，但在这一悲剧中，法律、当地民政部门和妇联没有及时给予逝者需要的帮助。
魏老师的悲剧是一个极端个例，但也引发了很多年轻人对被催婚甚至逼婚压力的共鸣。很多父母认为“到了年龄就该结婚”，否则会被视为“不孝”。年轻人渴望爱情和幸福稳定的婚姻，但这一切应建立在双方情投意合的基础上。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中的台词触动了许多人的心：“我们结婚吧。一起去多摩川边散步吧，推着婴儿车一起去逛高岛屋吧。买一辆车，去野营，去迪士尼乐园。花时间一起过完这辈子。”虽然这部电影是悲情结局，但这些平凡却生动具体的台词让人感动。
爱情讲究缘分，许多一开始相爱的两个人未必能走到最后。但在某些传统父母的观点中，结婚成为了一项到了年龄就必须完成的任务，而非考虑是否有感情、是否有共同语言、在一起之后是否能真的幸福。在魏老师这起悲剧中，女儿明确表示对新郎反感，也注定婚后难有幸福的情况下，父母仍然坚持完成婚礼，确实令人费解。
如果父母能充分尊重子女的意愿，提供不错的可选对象，年轻人并不一定会排斥相亲结婚。年轻人反感的是上一辈陈旧的“到年龄就得结婚”“完成人生任务”的催婚话语体系，甚至用“尽孝”来进行道德绑架。一旦把婚姻强行任务化，就可能无形之中制造年轻人头上的压力，在职场、生活、精神压力本就大的当代社会，年轻人更反感再被套上一圈催婚的枷锁。
虽然能够理解部分父母对儿女终身大事的焦虑，但两代人之间的认知差异难免存在。父母对子女结婚对象的要求可能更倾向于物质条件，而很少关注子女的兴趣爱好和精神需求。这种观念“错位”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激化子女和父母之间的矛盾。
前段时间，我跟母亲因为催婚的事发生严重矛盾。她让我回老家相亲，找个给我洗衣做饭生孩子的。我说我要找能陪我一起逛书店看艺术展有共同语言的。她问共同语言有什么意义？我说我是个作家不能找个对象连我的作品都看不懂。她直接开始羞辱攻击我，说我算什么狗屁作家，一本书都没出过，让我“认清自己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扬言如果我再“固执己见”以后就不要联系了。至今我们便没再联系过。
所幸我不住在老家，不再联系对我也没什么影响。其他亲戚来劝我，我索性把所有亲戚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抽离出这样的原生家庭，反而让我心理上更轻松。其实自杀的魏老师，她受过高等教育，且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当地重点高中做老师，证明她是完全有能力脱离家庭去外面谋生的。如果她能早点迈出这一步，也许悲剧可以避免。
一百多年前，鲁迅先生发表过一次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当中敏锐提到了当时的妇女解放更需要“经济权”。在个人更容易获得经济独立的当下，无论男女，年轻人都不应该再停留在“玩偶之家”，受父母催婚逼婚之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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